葡萄酒应是“土酒”
有人说，葡萄酒是外来文化，因而它长期被列入“洋酒”之列，但实际上，我国是世界人类和葡萄的起源中心之一，因此，葡萄酒应是“古而有之”了。
从汉武帝建元年间张赛从西域引进欧亚种葡萄，到清末民国初的二千多年，我国的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以下五个主要的阶段：汉武帝时期——我国葡萄酒业的开始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葡萄酒业的恢复及葡萄酒文化的兴起；唐代——灿烂的葡萄酒文化；元代——我国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时期；明代——我国葡萄酒业的低速发展时期；清末民国初期——我国葡萄酒业发展的转折期。
纵观汉武帝时期至清末民国初的2000多年，的葡萄酒产业经历了从创建、发展到繁荣的不同阶段，其中，有过繁荣和鼎盛，也有过低潮和没落，与之相随而行的是绵延不断、流传至今的灿烂的葡萄酒文化。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的民族文化，并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真实地记载和再现了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葡萄酒业——传统民族产业的繁荣。
考古发现，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附近出土的压榨机的年代为公元前6000年，而中美科学家对距今9000年——7000年的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的研究结果，却使世界葡萄酒的人工酿造历史推前了3000年。他们用现代分析方法，证明在该遗址中发掘的陶器中装的是葡萄酒。
这不仅说明人类至少在9000年前就开始酿造葡萄酒了，而且也说明人可能在世界上早酿造葡萄酒。
因而，葡萄酒在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缓慢的发展过程，葡萄酒应是“土酒”，而不是“洋酒”。
早期关于葡萄属植物的文字记载
葡萄，我国古代曾叫“蒲陶”、“蒲萄”、“蒲桃”，“葡桃”等，葡萄酒则相应地叫做“蒲陶酒”等。此外，在古汉语中，“葡萄”也可以指“葡萄酒”。关于葡萄两个字的来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葡萄，《汉书》作蒲桃，可造酒，人酺饮之，则醄然而醉，故有是名。”“酺”是聚饮的意思，“醄”是大醉的样子。按李时珍的说法，葡萄之所以称为葡萄，是因为这种水果酿成的酒能使人饮后醄然而醉，故借“酺”与“醄”两字，叫做葡萄。
我国是葡萄属植物的起源中心之一，原产于我国的葡萄属植物约有42种（包括变种）。例如分布在我国东北、北部及中部的山葡萄，产于中部和南部的葛藟，产于中部至西南部的刺葡萄，分布广泛的蘡薁等等，都是野葡萄。
我国早有关葡萄的文字记载见于《诗经》。《诗·周南·蓼木》：“南有蓼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诗·王风·葛藟》：“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诗·豳风·七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从以上三首诗，可以得知在《诗经》所反映的殷商时代（公元前17世纪初——约公元前ll世纪），人们就已经知道采集并食用各种野葡萄了。
《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郑玄注：“果，枣李之属。蓏，瓜瓠之属。珍异，蒲桃、批把之属。”这句话译成今文就是：“场人，掌管廓门内的场圃，种植瓜果、葡萄、批把等物，按时收敛贮藏。”这样，在约3000年前的周朝，我国已有了家葡萄和葡萄园，人们已知道怎样贮藏葡萄。在当时，葡萄是皇室果园的珍异果品。
汉武帝时期——我国葡萄酒业的开始
我国的欧亚种葡萄是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历史上的大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文章来源于红酒网时（公元前138—前l19年）从大宛带来的。《史记·大宛列传》：“宛左右以蒲桃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年不败”。“汉使（指张骞）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桃。”在引进葡萄的同时，还招来了酿酒艺人。
据《太平御览》记载，汉武帝时期，“离宫别观傍尽种蒲萄”，可见汉武帝对此事的重视，并且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我国的栽培葡萄从西域引入后，先至新疆，经甘肃河西走廊至陕西西安，其后传至华北、东北及其它地区。
到了东汉末年，由于战乱和国力衰微，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酒业极度困难，葡萄酒异常珍贵。《三国志·魏志·明帝纪》中，裴松子注引汉赵岐《三辅决录》：“（孟）佗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孟佗是三国时期新城太守孟达的父亲，张让是汉灵帝时权重一时、善刮民财的大宦官。孟佗仕途不通，就倾其家财结交张让的家奴和身边的人，并直接送给张让一斛葡萄酒，以酒贿官，得凉州刺史之职。汉朝的一斛为十斗，一斗为十升，一升约合现在的200毫升，故一斛葡萄酒就是现在的20升。也就是说，孟佗拿26瓶葡萄酒换得凉州刺史之职！ 可见当时葡萄酒身价之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葡萄酒业的恢复
到了魏晋及稍后的南北朝时期，葡萄酒的消费和生产又有了恢复和发展。从当时的文献以及文人名士的诗词文赋中可以看出当时葡萄酒消费的情况。
魏文帝曹丕喜欢喝酒，尤其喜欢喝葡萄酒。他不仅自己喜欢葡萄酒，还把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和见解写进诏书，告之于群臣。魏文帝在《诏群医》中写道：
“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非长者不别也。……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
作为帝王，在给群医的诏书中，不仅谈吃饭穿衣，更大谈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并说只要提起葡萄酒这个名，就足以让人唾涎了，更不用说亲自喝上一口，这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
有了魏文帝的提倡和身体力行，葡萄酒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使得在后来的晋朝及南北朝时期，葡萄酒成为王公大臣、社会名流筵席上常饮的美酒，葡萄酒文化日渐兴起。这在当时的不少诗文里都有反映。
陆机在《饮酒乐》中写道：
蒲萄四时芳醇，琉璃千钟旧宾。
夜饮舞迟销烛，朝醒弦促催人。
春风秋月恒好，欢醉日月言新。
陆机（261—303）是三国时东吴名臣陆逊的孙子。《饮酒乐》中的”蒲萄“是指葡萄酒。诗中描绘的是当时上流社会的生活：一年四季喝着葡萄美酒，每天都是醉生梦死。这时的葡萄酒是王公贵族们享用的美酒，但已比较容易得到，决非汉灵帝时孟佗用来贿官时的价格，否则谁也不可能一年四季都喝它。
在一百多年的南北朝时期，常有文人名士歌咏葡萄酒的诗作。庾信（513—581）在他的七言诗《燕歌行》中则写道：
蒲桃一杯千日醉，无事九转学神仙。
定取金丹作几服，能令华表得千年。
庾信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不如去饮一杯葡萄酒换来千日醉，或者为了长生去学炼丹的神仙。若能取得金丹作几次服食，定能像千年矗立的华表，永享天年。诗中将饮用葡萄酒与服用长生不老的金丹相提并论，可见当时己认识到葡萄酒是一种健康饮料。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种植张骞引进的欧亚种葡萄的同时，也人工种植我国原产的葡萄，这可从当时的诗文中反映出来。曹操的小儿子曹植在《种葛篇》中有”种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阴。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深。“的诗句。